泛亚电竞2018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暮然回首，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中摄权”）也走过了十个年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摄权用坚韧、智慧和勇气，在维护广大摄影人权益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国内外版权文化构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01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在中国召开全球外交会议，会议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国家领导人出席这次会议。
时任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左一）与李前光主席（左三）、汤兆志副司长（左二）、协会前任总干事解海龙（左四）、林涛总干事观看中摄权工作回顾展。
中国的版权建设起步较晚，摄影人对版权的觉悟相对滞后。而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知识产权是首要问题之一，也是焦点所在。保护版权就是保护文化的原创力，这对于激发摄影人的创作热情，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摄影作品因其易复制易传播的特点，成为侵权盗版的重灾区。谁来关注广大摄影人的利益？谁来为他们的权利而呼吁？谁来保护文艺创新的原动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为此探索了多年。
2004年，国务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意见，条例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少于50人即可以发起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此条例的公布并没有获得摄影人的积极响应，中国摄影家协会内部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不过，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重要意义大家是心知肚明的，这是个良心工程。刚刚主持中国摄协全面工作的李前光同志果断拍板，首先向上级反映申办的决心，陈述占领版权高地的理由。中国文联党组慎重研究后明确提出，如果中国摄协要办泛亚电竞，必须牢牢把握这个组织的发展方向。中国摄协迅速联合全国性摄影团体和著名摄影家向国家版权局提出发起成立摄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申请。
全国摄影界的积极要求，得到了国家版权局的重视。之后，由国家版权局主持并邀请司法界、法学界、出版界、媒体界和摄影界的专家学者召开论证会，讨论成立中摄权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在当时没有经费来源、没有人员保障、没有办公场地、社会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发展前景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国摄协发起成立中摄权，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尽快获得审批，中国摄协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不担任中摄权的主要领导职务，力荐《人民日报》原副总编李仁臣同志出任中摄权主席，使中摄权很快进入了成立的审批程序。
2006年3月21日，在国家版权局的主持下，来自司法界、法学界、出版界、媒体和摄影界的专家学者参加论证会，讨论成立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经过4年1420天的不懈努力，2008年11月21日，终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属于摄影人自己的著作权组织。按照国际惯例，摄影版权组织是包含在视觉艺术版权组织之中的，视觉艺术除了摄影还有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门类。但是，中国的摄影群体人数众多，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也十分重要，为如此庞大的摄影人队伍单独建立摄影版权保护组织是必要的。中摄权的成立，破解了广大摄影人法定许可的权益没有依托的尴尬局面，为摄影人权益的维护和管理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受到全国广大摄影人的积极拥护和热烈欢迎。
2008年11月21日，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在北京成立，全国性摄影协会和百余名摄影家出席了成立大会。
中摄权的成立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大力支持，如今，中国摄协书记郑更生同志对协会的发展更是给予明确的指导。同时，中国摄协“自律维权”职能的发挥也得到中摄权的全力配合。二者合署办公，相互依托，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这种合作模式得到了国家版权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好评。同时，中摄权是中国文联所属十三家全国文艺家协会中唯一为艺术家权益服务的有效抓手和平台。
保护和管理广大摄影人权益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没有国家一分钱的经费支持，凭着寥寥几个工作人员，如何为全国数以万计的摄影人服务好？在李仁臣主席领导下，时任总干事解海龙探索拼搏，凭借依法享有的职能，抓住“教科书法定许可”这一保护摄影著作权的突破口，为中摄权的长远发展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著作权法》规定的“教科书法定许可”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授予了出版社在编写出版教科书时，可以不经作者许可便可使用作品的权利，可是出版社必须履行为作者署名并支付报酬的义务。但是，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该法律规定虽然已经施行十几年，但绝大多数出版社并没有遵照这一规定执行，甚至业内很多国有、大牌出版社对此规定视若罔闻。所以，当中摄权向他们提出向作者支付报酬的要求时，有的直接闭门谢客，有的长期推诿拖延，有的钻营法律漏洞，收取报酬的难度超乎想象。打破行业多年的“潜规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注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中摄权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为广大摄影人的尊严和权利而战！
中摄权调查与核实教科书使用摄影作品数量，目的是要摸清教科书使用摄影作品的整体情况。
2011年8月，中摄权与第一家教科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了使用摄影作品的付酬协议，终结了摄影家得不到教科书稿酬的历史。从此，教科书出版社向摄影家付酬的冰山开始融化。
2011年8月，时任中摄权主席李仁臣（前排右）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殷忠民（前排左），签署了教科书使用摄影作品付酬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署意义重大，它使《著作权法》依法授权合法使用的基本原则在出版业界落地，重树为摄影家署名、向摄影家付酬的行业规范。出版社从不重视摄影家的权利、不愿向摄影家付酬，到主动与中摄权沟通联络、表达出向摄影家付酬的意愿，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走上了“在保证教科书编写质量的同时保证教科书内容的使用符合法律要求”这一遵法守法的正确道路。
2016年12月，中摄权在北京举行教科书摄影作品使用费分配发布会，这是自《著作权法》2001年增加“教科书法定许可”规定后，首次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向摄影家分配百万稿酬。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于慈科司长和汤兆志副司长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表示中摄权向摄影家分配摄影作品使用费，是中国摄影发展历程和摄影版权制度建设的一件喜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深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具体体现。
十年来，中摄权为摄影家讨回了600余万元教科书使用摄影作品稿酬，为维护摄影家的尊严和权益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为摄影人首发百万稿酬的历史性事件，已载入国家版权发展大事记。
中摄权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修改《著作权法》，强化源头维权，努力为保护摄影家的权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著作权保护期限是《著作权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被称为衡量版权保护水平的一把标尺。《著作权法》对文字、音乐、美术等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期的规定为作者有生之年加去世后50年，但对摄影作品的保护期仅为自作品发表后50年，相比其他作品少了不止50年，因此摄影家被称为现行《著作权法》下的“二等公民”。为了让摄影家获得与美术、音乐等艺术家同样的法律地位，十年来中摄权多次组织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和著名人士呼吁推动修法，通过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修法提案和议案，反映广大摄影人的权益诉求，争取获得法治建设层面的线年，时任中摄权副主席、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的李玉光联合16位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全国广大摄影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延长摄影作品保护期等多项修法建议。在2012年国务院启动的第三次全面修改《著作权法》工作后，上述多项修法建议受到重视。
2018年1月3日，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与中国摄协联合召开摄影界修法征求意见座谈会。
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摄权名誉主席李前光围绕《著作权法》修订中事关广大摄影人切身利益的问题，联合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提出提案，再次为《著作权法》修订呼吁。
不懈努力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和收效，2018年国务院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修改稿）》，不再把摄影作品保护期单列，而是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一样，得到了作者有生之年加去世后50年的保护期限。这是摄影界在国家立法层面上收获的一次历史性成果，为广大摄影人赢得了重要的权利和实在的利益。
中摄权在全国众多摄影协会（学会）中，是唯一向会员发钱的组织。经过十年的发展，如今的中摄权扭亏为赢，会员已发展到近2万名，几年间增长近20倍，成为中国音乐、音像、文字、摄影和电影等5大版权保护组织中会员人数最多的协会，同时也是全球视觉艺术家联盟中会员人数最多的协会，协会在行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日益增强。
“摄影家银行卡”是中摄权创新会员服务手段的新举措。该卡是中摄权与中国工商银行联合打造的泛亚电竞，专门用于中摄权会员的版权保护金融服务，主要用途是通过中摄权的维权，把各种使用摄影作品的稿酬向摄影家进行转付和分配。此卡除了享有普通借记卡的功能外，中摄权会员还享有异地、跨银行间的现金存取、转账汇款等免收手续费的优惠。
摄影家银行卡首度向中摄权会员免费发放，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云（左一）、时任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左二）和李前光主席为摄影家银行卡揭开面纱。
为帮助摄影家最大限度地实现作品的价值，规范摄影艺术品的收藏和市场流通，中摄权于2014年推出摄影作品限量鉴证业务，该业务通过“限量+鉴证”的方式规范摄影原作，将优秀的摄影作品推向艺术品市场，使摄影作品也可以像书画一样以“原作”的形式在高端的艺术品市场上进行交易，促进摄影作品的有序传播和流通，明晰了摄影艺术品交易行业规范。
在2014年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经过中摄权限量鉴证的60幅作品在两天半的时间内成交47幅，交易总额近103万元。在2016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上，一名摄影家的6幅限量鉴证摄影作品成交总额达13.8万元，创原作交易平台成交额新高。
2016年，由中摄权和中国摄协主办的《黑白的冥想——保罗·卡普尼格罗“直接摄影”原作展》《光之炼金术——迪尔曼·克瑞恩铂金印相原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的200幅摄影作品全部为摄影大师本人签名确认的摄影原作，旨在强化广大摄影人的版权意识，厘清摄影原作概念，促进摄影作品的有序传播和繁荣发展摄影艺术事业。
2018年12月，《聚焦时代——摄影家捐赠作品陈列展》暨“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作品捐赠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中摄权限量鉴证的作品首次进入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被收藏。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致辞中指出，“本次摄影作品限量鉴证捐赠予中国美术馆，为今后收藏摄影作品起到了规范作用，意义重大！”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表示，“本次展出作品是由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进行限量鉴证的，这是一种标志。对于今后的摄影作品无论是在艺术创作，还是摄影艺术收藏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能把版权保护这一枯燥单调的工作做得绘声绘色，得益于中摄权开阔的思维和立体多样的工作方式。仅服务摄影人和会员这项工作，中摄权就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了全国300多个地市级城市，建立了包括这些城市在内加30个行业协会的首席代表工作网络。建立首席代表工作机制不仅仅是为了服务会员建设队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带动中央、省和地市三级摄影力量，共同维护和参与摄影版权保护，把依法传播和使用摄影作品的理念深入到摄影人的心中。
十年来中摄权把普法宣传同摄影版权保护案例有机结合，用鲜活生动的案例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文化发达城市进行巡回专题讲座。不仅如此，中摄权还登上“世界屋脊”西藏，远赴西北边陲新疆，深入到民族兄弟集聚区贵州和内蒙古等地，广泛传播摄影维权专业知识。“摄影——在这里更加得到尊重”摄影微信公众号和首席代表信息传播通讯平台A、B群等，每周如期将摄影维权知识和资讯发送到广大摄影人的手机上。
十年来，中摄权积极参与各种双边和多遍国际版权保护交流，参加各种有利于提高保护版权能力和水平的活动，积极开展跨国版权合作，让中摄权版权保护走向国际化，融入到国际版权保护体系之中。
2016年11月，中摄权走出国门与全球视觉艺术家联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7年10月，中摄权在纽约全球视觉艺术家联盟理事会上，又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日本和澳大利亚版权保护组织签订了版权保护协议。2018年6月，在波兰召开的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全球大会期间，中摄权与比利时等国家再签版权保护协议，在这些国家的互联网、公共传播领域（包括有线、无线电视和卫星传播）、展览、广告、出版（书籍、报纸、期刊）以及任何类型的复制行为等方面保护中国视觉艺术作品版权。视觉艺术除了摄影，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因此这些版权保护协议的签署，不仅维护了中国摄影家的权益，也将中国美术家和书法家的权益维护一并纳入。一系列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视觉艺术的版权保护开始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10月2日，全球视觉艺术家联盟（CIAGP）理事会在美国纽约哈佛大学俱乐部召开，中摄权总干事林涛（左五）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等7国签订版权保护协议。
目前，中摄权正在积极为明年加入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做最后准备泛亚电竞。若能如愿，今后中摄权每名会员都可获得一个由CISAC统一编制，适用于国际范围的ID编码，凭此可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使用稿酬，从而推动中国摄影版权保护水平再上新台阶。
十年砥砺奋进，十年春华秋实，中摄权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推动了中国摄影维版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如今，国家法制建设和国家版权的政策制定，都会听取代表中国广大摄影人权益的组织——中摄权的意见。摄影人在这里见证了自己尊严和艺术的价值，更多的中国出版机构逐步认识到中国有这样一个摄影人权益保护组织的存在，认识到他们自身应当履行的义务；世界在接纳它，各国的版权机构为了本国摄影家的利益和对方国家摄影家的利益维护，正在与中摄权一步一步地走近洽谈和联手合作。
中摄权限量鉴证书具备多重防伪：1、两条防伪安全线、紫光灯下可见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logo暗印；4、证书中间ICSC内设置微缩防伪底纹；5、英文ICSC和协会印章，在紫光灯照射下呈现荧光效果；6、立体烫印“限量鉴证”标识；7、扫描二维码，即可查询作品信息；8、唯一编号与作品背面编号相一致，在本会网站首页输入编号查询作品信息。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等到改革开放五十周年时中摄权将会如何？虽然充满艰难险阻，但我们依然坚定前行，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本文图片作者为：朱宝祺、万戈、邢光明、郭玉明、吴承焕、张双双、陈黎明、陆占林、蔡辉、屠小白、马骏、王昕等。
向为中国摄影版权文化建设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各位领导和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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